中国有马云难有乔布斯
马云成功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重要因素是他的刻苦学习，学以致用。人说马云的真经是：西方治理，东方智慧。马云说：“我从道家悟出了领导力，从儒家明白了什么叫管理，从佛家学到了人怎么回到平凡。这些思想融会贯通，刚柔相济，就是太极。”他翻阅到《老子》第九章：“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”马云功成名就，《华尔街日报》2011年举荐他是乔布斯的继任人选之一，也有说，如果马云能再在公益、环保、创业教育等领域有所建树，他将有可能最终进入洛克菲勒、福特、盖茨、乔布斯等世界级企业家的行列。
那么，中国有没有乔布斯呢? 马云说：“美国的伟大在于创造出一批这样的人物——马克扎克伯格(Facebook创始人，人称盖茨第二)、乔布斯、贝索斯(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书店——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)等一群人。中国只有一个或两个，如何能产生出一群类似的人物，这是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”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，马云的回答是中国有乔布斯的，如上所述，本就有人称马云为乔布斯。国人曾经排队抢购《乔布斯传》，其意当在许多人都想探求乔布斯的成功之道，而后成为“中国的乔布斯”!中国媒体如《参考消息》也在头版头条载文《中国呼唤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》。而李开复则在微博上说中国出不了乔布斯，他认为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，而在于教育太注重背诵和记忆，不鼓励批判性思维。这无疑是理由之一，笔者认同这一看法，中国还没有产生乔布斯的土壤，理由如下：
商业为上 中国早在商朝便出现商业，商民善于经商， 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”(翼翼，众多也;极，顶点)，故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“商人”。简略数数中国历史上的巨商大贾即有富甲陶朱--范蠡、 儒商鼻祖——端木子贡、智慧商祖——白圭、营国巨商——吕不韦、富可敌国——沈万三、商业巨族——乔致庸、红顶商人——胡雪岩等等。我国历代统治者大多尊士抑商，“士农工商”是传统社会的定位序列，实际并没有挡住“商”的兴隆发达，公元前二世纪，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财富积累特征是：“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”。北宋时期商业更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，它去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，同时，政府允许工商业者“以资买官”，商人地位有所提高，形成了地主、官僚、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，财富来源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，如此官商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2013年《财富》世界500强中，中国企业增至89家，10年来连续获得增长值得庆贺。但观察入围的89家企业中，民营企业仅7家，最突出的问题是“过度金融化”，9家上榜银行，而其利润占到中国上榜公司利润总额的55.2%，超过一半还多。金融业属第三产业，利润来自实体经济，而今攫取利润过多，势必大大挫伤实体经济的生产积极性，导致经济空心化，或酿成经济金融风险，令人心忧。同时也反映了今天依然是“工不如商”，马云经营的阿里巴巴集团属商业领域，他可与马克扎克伯格、贝索斯为伍，与乔布斯可并不搭界。
工业后进 在人类社会经济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农业社会时期，直到明朝中国长期走在世界经济前列，占有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。1769年，以英国为首开始工业革命，世界迈向工业社会，正值清期“康乾盛世”的乾隆年间，中国还自以为“天朝大国”万国来朝的盛世之邦，实施闭关锁国之策，从此经济走向衰落，不断受到列强欺凌，中国虽有“洋务运动”的兴起，仍不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1945年世界掀起第三次革命――信息革命，向着信息社会前进，我国也曾屡次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建设，而中国至今仍处于“工业化中期阶段”，实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，体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中国信息化建设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，但仍没有实现与工业化的融合，制约着工业化的推进。电子信息技术是现代技术进步的主流，我们应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相关新兴产业，以便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。乔布斯产生于信息化发达成熟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――美国，并非偶然。美国是电子信息工业发展的源头，许多电子产品诸如音像产品、雷达、大型计算机、PC、液晶电视全都发明于美国，正当PC、液晶电视市场走向成熟，电子产品发展前途茫茫然之际，正是乔布斯推出了一系列“i”产品系列，从大写的“I”变为小写的“i”，电子产品更加小巧玲珑，美观实用，便于携带，创造出新的需求，改善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，导致“人人变为低头族”!世界进入移动时代，移动互联网应时而起，中国市场很大，产品则大多是“Copy to China”，自然难有乔布斯。
创业维艰 盖茨、乔布斯都是大学没读毕业，中途辍学从业的世界级科技精英，他们创业有“风险投资”的支持，他们开发的产品有应用的社会环境。《北京青年报》日前报道，我国“今年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仅1%”，原因是“贷款不够‘贴心’，政策不接地气”，贷款困难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，并建议“大学生创业宜从服务业起步”，如此大学生所学技术何用? 更何来乔布斯乎?
知识欠尊 《管子•小匡》说：“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(柱)民也。”上面讲过，原先士农工商的排序并没有挡住“商”的发达高迁。士泛指“士”(读书人)和“仕”(当官者)，“学得文武艺，货于帝王家。”当了官的“仕”当置首位，出则舆马，入坐高堂，一呼百诺，金玉满屋，名利双收，万众侧目，足证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士(读书人)则不尽然了，只能说一般较好，古语有云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知识无用;“千古腐儒骑瘦马”，命薄福浅。可见知识无用，士人命薄是古来自有的。我国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曾流行过这么一说：知识分子从小学读到大学，只有书本知识，肩不能担手不能提，杀猪猪跑，五谷不分，“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”，年长如我者对此说无不刻骨铭心，自惭形秽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升华，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，形成了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基本方针政策。当今世界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，创新创造日新月异，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，随之也颁发了《关于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规定》等。政策很好，可落实常遇阻走样，正如近在大众媒体上读到的一句话说：“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，”至今知识分子还是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，原因很简单，无非公务员有权有利，高人一等，不愿去坐冷板凳从事科研工作，而科研恰恰又是推动今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动力。再者，官大学问大，一当官便成专家，Power is knowledge;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，直待翻身换时，Knowledge is power，摒弃自古以来的官本位思想，乔布斯就有可能在中国出现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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